“不到长城非好汉。” 40年前c7娱乐，如果你登上著名的八达岭长城，看到的不只是它雄伟壮丽的一面。由于风侵雨蚀、年久失修，看似坚固的长城大部分墙体和墙基坍塌开裂、地面残破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分期拨巨款为长城重点地段“治病疗伤”。但万里长城万里长，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国家拨款修复。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共同发起“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开启社会集资修长城的先例。邓小平和习仲勋同志欣然为活动题词；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秦皇岛、天津、嘉峪关等长城沿线城市也陆续启动集资修长城……长城保护迎来了一个崭新局面。
1984年，工人们正在修缮八达岭长城。苏文洋供图
上世纪80年代，《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在长城采访时留影。
1984年，延庆人民为修长城交还了1500多块长城砖。
万里长城有多长？
“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
1954年的一天，在开放不久的八达岭长城上，一位外国元首问身边年轻的“导游”：长城的长度是不是外国人说的2500公里？长城是不是秦始皇修的？用的什么材料？
“导游”一下子被问住了，“虽然知道一些，但有些不那么清楚。”
这位“导游”不是别人，而是梁思成的弟子、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专家罗哲文。
两年前，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要修复长城，向国内外游客开放。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把这件事当大事来抓，局长郑振铎将重任交给了时年28岁的罗哲文。
面对体量巨大的万里长城，罗哲文经过勘察、研究，把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八达岭作为新中国维修长城的第一站。他带领工程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修缮了八达岭关城东西两平台等。1953年国庆节，八达岭长城向公众开放，成为全国首家向世人开放的长城景区。
当时，能够向国内外游客介绍长城知识的人很少。周总理指示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长城的情况要给外国客人讲解。”因此，若有外国元首或重要外宾登览八达岭长城，罗哲文都去客串“导游”。
做“导游”的经历，把罗哲文“逼上梁山”，开始对长城进一步研究。他查阅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资料，考证后发现，外国人说的长城长2500公里，竟是用比例尺从地图上量出来的。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
长城不是一条线或一道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墩堡、烽火台等组成的超级军事防御工事。它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南北纵横的。
长城究竟有多长？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过去，人们常说“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罗哲文通过历史文献考证、实地勘察，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互相防御，就在各自的领地上修筑参差交错的城墙。这是中国修长城的开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防止匈奴侵扰，派大将蒙恬率数十万民众，在原来燕、赵、秦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以后，汉武帝不仅修缮、利用了秦长城，还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外长城西起新疆、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两万里，是我国古代所修筑的最长的长城。汉以后，这道外长城逐渐荒废。
到了南北朝、隋、金等朝代，统治者都或多或少修筑过长城。明灭元后，元朝蒙古族后裔不断南下侵扰，再加上东北女真族的崛起，北方防务关乎明朝国家安危。在明朝统治的200多年里，修长城几乎没停过。
明朝设立了九边重镇，并把过去用石块、泥土修筑的长城，改用条石、城砖砌筑。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坚固、最雄伟的长城，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最后修筑的万里长城。
所以，要搞清楚长城究竟有多长，就得把历代长城的长度加起来。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算术题。
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史记》称秦长城“延袤万余里”，但具体多长不明确。而千百年来，那些用黄土夯筑或是芦苇、砂石混筑的城墙，饱受风侵、雨蚀、雷击、地震、战争和人为的破坏，很多都已经倾圮荒废，甚至无迹可寻。
后代修长城，多少会利用前代长城。比如，明朝修长城时，有的地方是对前代长城墙体加高、加厚、砌砖；有的地方是对前代长城截弯取直；有的地方则另选新线……
罗哲文倾尽三十多年心血，“累登九镇三关险，踏遍长城万里遥”，最后得出长城“纵横十万余里”的结论。
而根据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长城资源调查成果，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等15个省区市。
针对这个结果，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认为，“由于以前长城概念、测量技术等方面的局限，加上各省区市记录的标准不同，所以目前统计出的长城总长度也不完全准确，万里长城有多长，还有待进一步测量。”
北京的长城有多长？答案在四十年前就调查清楚了。只不过，同时揭示出来的，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状况。
1984年4月，北京市政府联合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共同启动了一项航空遥感综合调查项目，调查北京境内长城的基本情况。
北京地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南北朝时期，北齐政权为巩固北方边防，在今辽宁、北京、河北等地，修筑了多段长城。明朝定都北京后，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更大规模修筑，北京境内长城达到千里。清康熙、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长城开始失去军事防御作用，逐年失修。
这次航空遥感调查显示：北京境内的长城全长629公里（因测绘手段和统计要求不同，2019年公布的数据为520.77公里），呈半环状分布在北部山区，从东到西横跨今天的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和门头沟六个区。其中墙体完整、敌台、垛口略残的部分，仅占长城总长的16.6%，而只遗留土堆或少量残壁的部分，却占了长城总长的66%。
北京境内的长城失修严重。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大为震惊。而时任《北京晚报》新闻部记者的苏文洋，在这个结果公布的一年多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长城损毁情况。
“巨龙”遍体鳞伤
创刊于1958年的《北京晚报》，一度是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读者数量最多的报纸。在没有电视、网络的年代，很多北京人每晚的念想，就是看晚报上刊登的各行各业、犄角旮旯的新鲜事。
苏文洋是《北京晚报》负责文化教育新闻的跑口记者。“那时候，晚报2分钱一份，只有4个版，还经常拿出半个版来给文物报道。”他受此鼓励，对历史文化尤为关注，一心想“写有影响力的报道”。
巧的是，他家离市文物局很近，隔三差五就去登门采访，因此发表了大量拯救北京文化古迹的报道。禁止在故宫拍摄影视剧的政策、叫停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附近的水泥厂扩建等文保事件的背后都有苏文洋的身影。
1983年，苏文洋采访了中国长城研究会会员成大林。时年41岁的成大林，还有一个身份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不久前，他刚完成拍摄长城全貌的任务，跋涉六万多里路，拍摄了两千多张长城照片，是当时“见到长城最多的人”。
采访过程中，苏文洋看到两千多张照片中的长城，大部分都已经是残垣断壁，这与印象中雄浑伟岸的长城大相径庭。北京的长城，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他跟市文物局古建处的同志商量，一起去八达岭长城踏勘。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军都山的山口，关沟古道的最北端，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为加强京师的防御力量，在京城以北修筑了两道长城防线，即内、外长城。八达岭长城属内长城，其作用是保卫京师和皇陵。因此，这里城台密集、建筑雄伟，是明长城的精华所在。
而苏文洋一行人顶着烈日，来到八达岭长城的第二制高点——北七城台时，“脚下都是光秃秃的土堆，垛口全部化为乌有”。站在上面极目远望，修过的地方，挤满了游客；而北六到北七城台之间，“百米长的城墙，已经体无完肤，大部分城墙和墙基坍塌了，梯道也变成渣石堆。”长城宛如一条遍体鳞伤、伏地沉睡的巨龙。
“长城破损严重，你们怎么不抓紧修啊？”苏文洋问市文物局的同志。
市文物局古建处的王效青听后叫苦不迭，“我们当然想修，可是没钱呀！”
当时，北京大量古建年久失修，在文物保护方面“欠账”太多。1978年北京市文物局成立时，最要紧的任务是“抢险”，“能保证文物古建不塌、不漏就不错了，维护基本谈不上”。
“抢险”的资金也非常有限。王效青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每年下拨的文物修缮费只有100万元，而且都是打在城市维护费里的。这些钱对全市200万平方米的古建筑来说，就好比“撒芝麻盐”。“修大的不够，只能修小的。大工程往往干了半截儿，钱就不够了，还得等到下一个年度。”
土木之工不可擅动，何况像长城这样的工程。
从1953年到1983年，国家和市级部门投资数百万元，分期修缮了八达岭关城东西两平台、南北四个城台敌台、北四到北六等处城墙城台。然而，这些加起来总长度不到1.3公里。
万里长城什么时候才能修完？苏文洋不敢想。“很多地方等不到修复可能就塌了、消失了。”他决定为长城大声疾呼，但如果呼吁只停留在文字上，起不到多大的实际作用。怎么办？
“能不能通过社会集资修长城？”这个念头，开始萦绕在苏文洋的脑海中。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改革开放初期，谈钱的事儿，还是很敏感的。”苏文洋把社会集资修长城的想法告诉市文物局的几位同志，立刻引起争论。
王效青直称，“这个想法太大胆”。1961年，八达岭、居庸关等长城重点地段，已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文物由社会集资来修复？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还有人说，如今大家生活都不富裕，手里没有多少钱，发起社会集资活动后，万一没有人捐款，该如何收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苏文洋心里也没底，决定先写一份报告和活动方案，请示《北京晚报》的领导。但写之前，首先得想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号，让人一下子能记住。
活动叫什么呢？苏文洋琢磨，“一定得是时代的心声。”
上世纪80年代，是火热的年代。大家都铆足了劲儿，要夺回失去的时光。1981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冠军，各行各业都在学习女排精神，“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的，也是你的。”一天早上，苏文洋突发灵感，在稿纸上写下“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八个字。他兴奋异常，“大早上四五点钟在屋子里头来回转悠，手之舞之。”接着，一口气写了满满几页报告。
时隔40年，苏文洋一直保留着这份报告，多次搬家也没舍得扔。他从一捆发黄的资料中取出几张稿纸，上面有多处修改的痕迹，递到记者面前说：“这就是当年报告的底稿。”
其中写道：“绵绵长城，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国家拨款修复，当此国家百废待兴之际，更是资金短缺之时……中国人民有能力、有责任和国家一道保护中华民族的象征——万里长城。”
对能筹集到多少资金，苏文洋胸中无数。他在方案中设想，单位赞助以一千元为起点，个人以一百元为起点，先集资修复八达岭长城北六城台至北七城台之间这一小段。如果条件允许，从北七台依次修复，直至青龙桥火车站。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报告和活动方案交上去后，时任《北京晚报》总编辑的顾行表示认可，但报社也拿不准政策上是否允许，于是苏文洋又和《北京晚报》本市新闻组组长张志华等继续向北京市委、市政府请示报告。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领导们都对这个提议表示支持”。
1984年6月21日，苏文洋借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的机会，分别征询了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连贯等领导同志的意见。谷牧肯定地说：“修文物是好事，只要是修文物我就支持。谁反对，将来我为你们说话。我支持你们。”
苏文洋问，社会集资修文物，是否违背中央精神？郁文回答说：“这不违背中央精神，我看是可以的。”连贯则表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将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
这些肯定和鼓励，给苏文洋和报社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
同一天，苏文洋直奔北京市文物局，商量如何发起这项活动。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的彭思奇对社会集资修长城完全同意，但他提出，“文物局为市政府的一级机关，不宜直接出面作为发起单位，可以请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出面。”
八达岭特区是北京的两个旅游特区之一。1981年，北京市政府为加强对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的文物保护和旅游管理，批准成立了两个特区办事处，作为延庆县、昌平县政府的派出机构。
市文物局派王效青到八达岭特区办事处，问他们愿不愿意干，“他们一听高兴坏了，正愁没钱修长城呢！大家说，如果搞社会集资，谁捐了钱，以后来参观不收门票；要是赶上中午，还可以请吃午饭！”
苏文洋还请教了罗哲文。修复八达岭长城后，罗哲文先后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修缮。当时国家财力有限，长城只能重点修复、重点开放，听到社会集资修长城的想法，他连声称赞：“好！好！”
罗哲文对苏文洋说：“长城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这样一个大文物，保存下来的部分已经不多了。如果继续坏下去，以后就不好修了。我们这一代人现在修好它，并且保护好，那将对子孙万代都是大好事。”
征询各方意见后，北京日报社编委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为扩大社会影响力，《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和《北京日报郊区版》都参加这项倡议活动，并邀请《经济日报》和《工人日报》参加。
由此，五家新闻单位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组成“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举办“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呼吁各单位和个人量力而为，参与赞助。
启事见报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说完，习仲勋应邀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次日，《北京日报》和《北京日报郊区版》《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也刊发了活动启事和报道。新华社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一时间，社会赞助修长城的消息，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20天集资70万元
启事登出后，北京市文物局专门辟出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作为捐赠接待室。“本来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也没有挂牌子”，王效青没想到，从周一到周末，从早到晚，捐款的人络绎不绝。
湖北省房县工业局的许光仲，在上世纪80年代经常来北京出差。他多次去爬八达岭长城，既为它雄伟壮丽的一面而骄傲，又为它破旧不堪的一面而心酸。在报纸上看到社会集资修长城的消息后，他动员全家捐了500元。这是他攒了近一年的工资，原本准备用来修自家老房子的。
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范寿康，1981年从台湾辗转美国回到大陆定居，1983年因心脏病逝世。老人生前一直想去长城，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成为终身憾事。他的家属看了《北京晚报》的活动启事后，以老人的名义送来1000元，并附信：“他老人家若九泉有知，一定会为此感到无比欣慰。”
河北省行唐县兴华贸易公司的经理张三海，一人捐了1万元。他曾是一名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常被朝鲜人民问起：“你见过长城吗？”回国后，他专门到北京来看长城，结果看到的是残破不堪的情景，深感痛心。
改革开放后，张三海带领两名待业青年组成了合营小组，沿街卖货，慢慢发展成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他成了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当得知要修长城的消息后，立马捐出了1万元。
当时的延庆县委、县政府除赞助1万元外，还鼓励当地群众归还从长城拆走、拣拾的城砖和石条。
八达岭长城位于延庆境内，沿线山多地少，农民普遍不富裕。多年来，沿线农民靠山吃山、靠长城吃长城。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长城部分城砖、石条被附近农民拉走垒猪圈、盖房子了。
延庆县西拨子乡岔道村村民张志有看了报纸上的消息，主动把家里准备盖房子的200块城砖、4块石条送到村大队。在他的带动下，岔道村先后有12户村民交还总计1500多块长城砖石。
延庆县沈家营乡双营村的贺海开了一座砖窑厂，1980年北京德胜门修缮时用的就是他烧的城砖。得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后，他不仅为修长城捐了1.7万块自己烧的砖，还把卖砖所得的500元钱也捐了出去。
数不胜数的书信，从祖国四面八方飞来。
一位15岁的中学生来信写道：“从今天晚上起，我一天存1角钱，到年底还有179天，可以存起17.9元。到时候，我一定凑齐20元，给我们的‘巨龙’治病，好吗？”当年年底，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生果然寄来了20元钱。
虽然公布的收信地址是活动办公室，不少人仍把信寄到了北京日报社。今年68岁的苏文洋，至今仍保留着当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和开国上将、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等捐款时的附信。创作过《长征组歌》的肖华，后来写了一首《长城之歌》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从中央到地方，从公司到个人，捐款修长城，成了全国上下的共同心愿。张明敏、苏小明、沈小岑、蒋大为等当红明星，先后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义演；舒同、赵朴初、启功、周而复等著名书法家、作家，陆续捐献书法新作；北京及各地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活动举行义诊……
短短20天时间，活动委员会收到了70万元赞助款。
为了取信于全国的赞助者，活动委员会专门聘请时任北京市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兼律师的刘捷、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文杰作为义务财务顾问，负责监督这项活动的财务收支。
“活动委员会是临时机构，所有成员一边干着本职工作，一边为长城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王效青记得，“当时光收据就开出三四箱。更多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只写着‘湖南一工人’‘北京某女生宿舍’等。”
在全国各地的热情捐款下，八达岭长城修复工程很快开工。
王效青带着市文物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冒酷暑爬山涉险。“那时候条件差，没有钱买设备，我们就用笨办法，拿10米长的皮尺和一把钉子。钉钉子，挂皮尺，边走边量。”就这样，只用4天时间完成了测绘，12天完成了全部设计图纸。
施工方陆续进入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排成长龙，每天从清晨6点一直奋战到夜色降临。山路崎岖，往长城上运料困难，运料工人把探照灯安装在长城上，昼夜不停地背砖运石。十几万块城砖、数千立方米的巨石以及上千吨的灰沙，不到20天时间全部运到了海拔800多米的施工现场。
据王效青回忆，罗哲文多次亲临施工现场，给工人们技术指导：“修长城，一要保持原状，二要多用原材料。不要用水泥而要用石灰，城砖尽量采用原来的，旧砖、碎砖都可以用，这是文物。”
八达岭长城修复第一、二期工程，自1984年7月28日开工，原计划11月中旬完工，到9月17日就提前竣工了。
邓小平欣然题词
看到八达岭长城修复进展顺利，苏文洋想，如果能把长城沿线各城市都号召起来，那该多好！
如何号召？苏文洋和活动委员会商量，提出了更大胆的想法——邀请邓小平同志题词。
“那时候年轻，才28岁，敢想敢干。”苏文洋和报社同事把活动相关情况写成文字，然后请有关部门呈报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能为此专门题词吗？谁都没太大把握。
过了几天，苏文洋接到一个电话，中南海传来佳音——小平同志的题词写好了，马上到中南海西门去取。他挂了电话，立马骑上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用最快速度赶往中南海。
由于速度太快、“车闸不灵”，在路上苏文洋不小心撞了一位姑娘。他来不及陪姑娘去医院，也不方便说明原委，就写了一张纸条，留了电话，道歉说：“我有急事，你自己去医院吧，有问题尽管来找我。”后来，那位姑娘并没有找他。
苏文洋急匆匆赶到中南海西门，门口的警卫人员问：“你找谁？”他自报家门，并说：“我是来取急件的。”很快，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他迫不及待地展开，只见“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八个苍劲的大字力透纸背。
“伟人的关怀，凝聚在字里行间！”苏文洋至今不忘，那一天是1984年9月1日。他感慨道：“做了多年记者，自己参与组织的活动能得到小平同志的关怀和亲笔题词，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苏文洋取回小平同志的题词后，报社同事闻声都围了过来。时任北京日报社排字车间主任的白利平记得，“报社就跟过节一样热闹，大家都高兴、骄傲。”
9月2日、9月3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头版刊登了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报纸印完后，苏文洋去车间把小平同志题词的这块铜版抠了下来，留作纪念。记者采访时，他从上衣口袋掏出这块珍藏多年的“宝贝”，只见其手掌大小，泛着暗红色，凸出的字迹间，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油墨。
苏文洋还把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拿到琉璃厂荣宝斋，用木版水印技术，按原大印制了50轴，交给活动委员会。“如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我们就送他们一轴，表示感谢。”
报纸送入千家万户，小平同志的题词，在全国再掀热潮。
《秦皇岛日报》原高级编辑孙志升曾撰文回忆：“秦皇岛市作为中国首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作为拥有万里长城入海处老龙头和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海关的城市，自然很快认识到开展这一活动的重大意义，开始考虑向北京学习，为修复山海关老龙头搞社会赞助活动。”
山海关老龙头，是明长城东部入海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后，老龙头首当其冲，城池被毁，长期以来没有资金修复。借鉴北京的经验，1984年9月10日，秦皇岛市发出维修山海关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倡议书。
上海人民为此捐款70多万元。饶有趣味的是，捐款“大户”来自南京路上大名鼎鼎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这家商店拥有全国商场第一部电动扶梯，前来“打卡”的游客源源不断。商店为了控制人流，每人每次乘梯收费一角。最后，商店把近万元的“乘梯”收入捐赠修复山海关老龙头。也就是说，上海先后有近10万人次通过这种形式，为修复长城添砖加瓦。
不惟秦皇岛，天津、锦州、西安、甘肃嘉峪关等长城沿线的一些城市，相继成立了当地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修复所在地段的长城。有的是扩大了维修范围，有的是新修开放，还有的是加强了保护措施。
更重要的是，更多人保护长城的意识被唤醒。今年59岁的刘久永，是怀柔区怀北镇河防口村的村民，村西口不远处就是明长城，他打小在那里放羊、砍柴、掏野鸽子窝，村里人盖房子也从上面扒砖、取土。在电视上看到小平同志的题词后，“大家知道长城是文物，不能随意破坏，连上面的柴火也不砍了。”
罗哲文曾评价说，这场轰轰烈烈的活动，“一方面扭转了‘文革’中长城横遭破坏的命运，另一方面把保护长城上升到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开创了长城保护的新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海外侨胞、国际友人也被长城牵动。
活动发起后，美联社、埃菲社等国外报刊、电台、通讯社都进行了报道，海外华侨、华裔人士和美国、法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纷纷表示愿意参加赞助，并询问有关赞助办法。
为此，活动委员会不得不对赞助条款作出补充修改，并在《北京晚报》上公开说明：海外人士、国际友人的赞助办法，与国内人士一样。
李政道、杨振宁等18位著名华裔科学家，每人捐了500美元；巴基斯坦政府赞助了20万元人民币；希腊船王拉脱希斯全家捐了100万美元……
“长城属于世界人民”
1985年6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在给自费留美的儿子侯帆星写信时，兴致勃勃地说起希腊朋友捐款100万美元的事儿，并写道：“现在维修长城，已获得不少外国朋友的捐助。”
侯仁之在家信中提及此事，可见对其触动很大。
1984年春，侯仁之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介绍中国的历史、北京的古迹。美国专家问侯仁之，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名胜，为什么不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让全世界参与保护。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教授斯坦伯格对侯仁之说：“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侯仁之闻言十分激动。他写信询问当时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代表张维：我国是否准备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是否提出过维修保护项目？得到的回复是：有关部门还在研究。
就在这时，侯仁之从华盛顿大学建筑系多恩·麦格拉斯教授那里听说了一个好消息。1984年7月26日上午，他去拜访麦格拉斯教授，一见面，麦格拉斯教授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好消息！”随即把前一天《纽约时报》的一张复印页送给他。他接过来一看，中国正在维修万里长城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
这突如其来的“见面礼”，让侯仁之又惊又喜。惊的是，他完全没料到，出国还不到一年，国内竟有如此大的变化。“如非祖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真正好起来,哪里有可能来进行这样的维修活动”。喜的是，“连外国朋友也为我国人民这样一件壮举而与我同欢。”
国庆前夕，侯仁之回国后，立即为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而多方奔走。侯仁之的学生、北京地理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朱祖希向记者解释说：“十年动乱时期，中国和国外交流太少，信息闭塞，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有什么用。”
恰逢国内外捐款修长城方兴未艾，侯仁之敏锐地意识到，这既是生动事例，也是推进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最好时机。他和夫人张玮瑛“怀着激动的心情”捐了1100元，并致信《北京晚报》。
信中写道：“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凝结而成的万里长城，必将成为最宝贵、最值得纪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永存人间。”侯仁之站在国际视角，第一次把长城称为“人类文化遗产”。
接着，1985年4月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并邀请罗哲文、规划大师郑孝燮和著名生态学家阳含熙共同签名，内容是中国应申请加入世界遗产保护公约。这就是开启中国申遗历程的“663号提案”。
提案引起高度重视。同年12月，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侯仁之深谋远虑，“建议政府把同样具有世界意义的故宫、卢沟桥等文化古迹‘捆绑打包’，一起申遗。”
1987年12月，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泰山、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被尊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次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拯救威尼斯及修复长城”活动，为北京捐款100万法郎。国家文物局决定，这些捐款用于修复慕田峪长城。
延续长城的生命
发起这项社会集资活动时，苏文洋曾问罗哲文，北京地区的长城该如何修？
罗哲文回答说，要分几个步骤，先修国内外影响大、很快开放参观的重要地方。例如，八达岭、慕田峪和司马台长城。“北京如果能花10年时间，把这三处长城修缮好，以后有条件再连成一片，那就太了不起了！”
如其所愿。到1994年，海内外参与这项活动的捐款个人达50多万、单位团体近10万个，捐款总计6000余万元。用捐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4000多米、慕田峪长城1800多米、司马台长城840米，总长超过6000米、城台20多座。
如今，这些长城段落作为北京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
作为景区的长城，其实只是长城很小的一部分。到2000年左右，北京开放的长城加起来只有10余公里。也就是说，北京境内的长城，绝大多数都是未开放的遗址长城，俗称“野长城”。
这些盘旋在高山峻岭之间的遗址长城，被风沙磨蚀、雨水冲刷，仍处在自然消亡之中。而随着旅游业兴起，越来越多的驴友为寻找野趣，热衷于攀爬遗址长城。京郊怀柔境内的黄花城长城，在2002年尚未开放，国庆假期时一天多达两千多名游客。
原本残破的遗址长城，经不起肆意踩踏。为了给长城保护“立规矩”，2003年，北京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长城保护专项规章——《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办法》明令禁止攀爬、破坏未开放的遗址长城，并划定长城临时保护区。
同样是这一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了“人文奥运计划”，在此前“3.3亿文物抢险工程”基础上，每年再投入1.2亿元用于文物保护。这些资金，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文物修缮资金匮乏的窘迫局面。
2004年，怀柔黄花城段长城开工抢修。北京怀建集团古建公司承接了这项工程，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程永茂担任技术负责人。修缮过程中，程永茂带领工人把长城上的渣土全部过筛，所有墙砖无论好残都回收利用，每个点位都要按照原来的曲线和坡度来做。
程永茂说，修遗址长城和景区长城不一样。过去，更多人希望认识长城。修缮时会追求恢复到长城初建时壮观的状态，比如开放的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都是完好的。进入新世纪以后，长城修缮强调“原状保护”，原则是在现有情况下，延长长城的寿命，让遗址长城的古朴沧桑之感真实地延续下去。
随着时代变迁，长城的修缮理念也在不断更新。2019年，《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年-2035年）》公布，以文化带方式推进长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北京长城保护，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研究性修缮”并重转变。
以北京怀柔箭扣长城修缮为例，程永茂向记者介绍，箭扣一期修缮工程中，因地面损坏严重，要求修缮时新砖添加率为20%至30%。二期，地面砖控制在5%以下。到了三期、四期，墙面、地面新砖加起来，补配量小于5%，“最小干预”理念被运用到极致。
考古、建筑、材料、植物、数字化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和先进技术，被应用到箭扣长城的研究性修缮中。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说：“过去，我们依靠经验修长城，现在，我们要为这些经验找到科学依据。”
千变万变，在程永茂看来，唯一不变的，“是用心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传承好”。在他的工作室里，挂着小平同志“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的题词。这幅题词，最早是苏文洋在荣宝斋木版水印的50轴之一，后来由王效青送给了对长城修缮有贡献的古建专家马旭初。
马旭初是兴隆木厂第十四代传人。明清两朝，兴隆木厂是京城12家官木厂的首柜，涉及皇家的工程都交给兴隆木厂，再由其分包给别家官木厂。北京城里的古建，大半儿都由兴隆马家建造或者修缮过。
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朴学林是兴隆木厂第十五代传人。1991年，程永茂拜朴学林为师，成为兴隆门瓦作第十六代传人。入师门后，程永茂的踏实肯干和对修长城的热忱，得到师爷马旭初的认可。
2013年，马旭初把这幅珍藏多年的题词和自己的瓦刀传给了程永茂。这两件寄托师爷厚望的礼物，一直激励着程永茂。20年来，从黄花城，到慕田峪、青龙峡、鹞子峪，再到箭扣，程永茂已负责抢修遗址长城近2万米。
程永茂是兴隆门“延”字辈，师父朴学林送他艺名“延启”，寓意“延续、重启文物生命”。如今，年近古稀的他，仍坚守长城修缮第一线。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长城的生命，会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下，无限延续下去。”
记者：张小英